唐代对河湖的改造，为城市造就了更多水域，也带来了区间的威胁和防洪压力。加上后蜀晚期疏于管理，使得城市河湖迅速淤塞。终致后蜀广政十五年（年）夏，成都发生了水淹全城的大水灾，有上千户居民家园荡然无存，多人被淹死，后蜀王宫几被冲毁。
成都城市水灾情况表
壹五代至宋三次城市水患与疏于管理有关
唐末高骈修縻枣堰，将郫江东移，并引入摩诃池，城市水域面积增大。后蜀末年，摩诃池及成都沟渠逐渐淤高，以致成都城西和城南街区蓄滞洪水的容量及排水能力大为降低。后蜀末年至北宋间由于区间暴雨和岷江干流洪水多次入城，以致成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淹城之灾。一些旧有沟渠、河道不得不重新开挖，并增开成都南部横贯东西的河道。
宋成都的城河体系一直沿用到20世纪70年代。年和年两次大水灾，应当是后蜀时城市河湖长期疏于管理，渠道淤塞，摩诃池淤塞，蓄滞洪水空间和行洪能力极大萎缩所造成的后果。
北宋天圣时（~年）开始着手恢复或重建城市河道和堤防系统。成都知府刘熙古招河防兵，巡察并维修堤防。刘熙古还重新规划了成都防洪工程体系，沿河重筑新堤，使成都城区有了防洪屏障。仁宗庆历六年（年）时在城河堤岸上建了一座刘公祠表彰他的贡献，供后人祭祀。
北宋整理了内江故道，并加开支渠改善城市排水状况，经过整治成都城区水道形成了四大沟渠，有行舟船和供水且兼排污、行洪的功能。吴师孟（~年）《导水记》记北宋天圣时（~年）成都内江北移后城内四大沟渠的情况：“（郫江）往时亦自西北隅入城，累得为渠。废址尚在，若迹其源，可得故道。遂选委成都令李思行使，果得西门城之铁窗、之石渠故基。循渠而上，仅行十里，接曹波堰溉余之弃水，至大石桥承水樽而导之。……自西门循大逵而东注于众小渠，又西南至窑务前闸，南流之水自南铁窗入城。于是二渠既酾，股引而东，派别为四大沟渠，散于居民夹街之渠。……又东汇于东门而入于江。”
城西的四大沟渠汇入干渠，称金水河，明清之金河。金水河有闸门控制，平时上源引灌溉渠道余水，可向城区沟渠供水，汛期排泄雨洪，终于弥补了郫江迁移后的缺憾，而成为重要市政工程。大观元年（年）开始定城西沟渠岁修制度，每年春天淘渠成为定制。
南宋绍兴七年（年），“夏暴雨，城中渠堙，无所钟泄，城外堤防亦久废，江水夜汜，由铁窗入，与城中雨水合，汹涌成涛濑。”
这亦是内（郫）江改道北移后，城西南行洪通道仍然不足的例证。明代在城中心的蜀王府开凿了环王府的濠沟，并与金河相通、称御河，市中心排污和行洪能力有所改善。金河、御河至20世纪70年代因修防空工程而废，年成都大水，城西南灾情最重，再次证明了这一排水系统在成都防洪中的重要作用。
贰宋末元初及明末清初都江堰二次废弃与重建
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，因为长期的战争而使都江堰长达几十年失修废弃，除离堆宝瓶口自然天成的优势而被保留，几乎所有工程荡然无存。但是，战争一经过去，都江堰重建并迅速恢复了灌区原有的灌溉规模。
明末清初的连年战争期间，都江堰管理有20多年完全中断。堤堰尽毁沙市淤塞，连内江渠道都湮没在乱石草丛。
都江堰灌区小范围的灌溉开始于顺治十六年（年），四川巡抚高民瞻向商人募捐，开工浚河道。顺治十八年（年）巡抚佟凤彩恢复都江堰的岁修，“欲为永久计，必行令用水州县照粮派夫，每年淘浚”。康熙初年恢复了渠首段岁修，每年由用水州县典史、堰长督工到夫。最初，由灌区各县的知县率民工赴都江堰岁修，如康熙六年（年）温江知县萧永芄、康熙九年成都知县戴宏烈均亲督夫役，修都江堰。
由于战争破坏，这段时间人力、财力都有限，修治规模较小，只能对渠首河段和重要的河段略施疏淘，仅供河渠附近的农田就近引水灌溉。康熙二十年（年）四川巡抚杭爱主持渠首工程的修复时，竟然找不到内江渠道，人们只好“往求离堆古迹而疏浚之。比至，果于榛莽中得离堆旧渠，盖节年堰水惟从宝瓶口旁出，非离堆故道也”，可见岷江水根本进不了宝瓶口，即使汛期有洪水进到内江，也只能从离堆旁人字堤归入岷江。
康熙二十年的大修，意味着都江堰开始逐渐恢复。全面恢复经历了至少20多年。康熙四十五年（年）四川巡抚能泰再次倡捐修治时，渠首人字堤、内江干渠分水堰才渐次修治。新筑人字堤约长m，内江三泊洞及走马河口（即太平堰）堤堰约长m，施工前后共三个月，系统地整治了渠首及内江干河引水口的堤堰工程。乾隆时渠首工程全面恢复。
由此，我们可以解释，为什么明至清初成都有三次水患。
叁清后期因经济衰败，都江堰工程失修，管理不善
清代后期在内外危机的压力下，国家经济开始衰退，都江堰的岁修因此受到经费不足困扰。
嘉庆以来，都江堰的管理每况愈下，而岁修经费却逐年猛增，岁修工程项目、工程量却一减再减。道光初年，由于都江堰多年岁修疏浚不够，已经到了不能正常引水的程度。据道光时水利同知强望泰的记载：当时他所见到的都江堰自内江江口至宝瓶口段的内江河道，沙石淤积，滩地犬牙交错，河宽最狭不过四五丈，宽至十一二丈；走马河、蒲阳河分水口的锁龙桥、太平桥段沙石堆积，滩地已辟为田园，或建有房屋。
自咸丰十年（年）至光绪二年（年）平均每年增加一万多两。但是，这一时期“江身日益淤，堤身日益坏，江水则年年横流”。特别是同治年间，几近于年年报灾、年年动工大修堤堰。同治12年的时间里，灌县以上重大水灾达九次之多，其中明显由于渠首段出险而致灾者有6次。
由于工程失修，内江一侧河道严重淤积，行水不畅，堤堰一决，内江水夺道南去，致使内江灌区缺水，又加重了外江一侧河堰的灾情。据丁宝桢光绪五年（年）奏折，其时，仅灌县、崇庆、温江、崇宁、郫县、金堂等六县“其久经淹没，不能耕种之田，有案可稽约二十余万亩”。同时，水稻栽插期又常常水不至田间，春夏之交灌区下游的用水户被迫组织起来赴省城，到成绵道衙门和四川总督府击鼓要水，“数十年来，积惯如此”。
光绪三年（年）、光绪四年（年），四川总督丁宝桢主持了近代规模最大的岁修，他认为都江堰的管理已经积弊多年，而岁修经费不足向灌区摊派的做法助长了管理的腐败。大修以后，丁宝桢着手整顿都江堰管理，重新确定官工岁修费为每年两，免除各县摊派竹价银，杜绝了咸丰以来滥支公款的弊病。
因此，我们对同治三年（年）成都城的水灾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